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全省农业形势持续向好。图为2019年秋，嘉鱼县潘家湾镇水稻丰收景象。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勇 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崔逾瑜 通讯员 宋丛峰
世纪之交，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改革在中国上演。这就是农村税费改革，它是继土地改革、联产承包制之后，我党领导下的第三次农村重大改革。正是通过这次改革，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让农民进入零税赋时代。
那时，湖北农民负担较重、财政收入不多、村级负债较大、冗员包袱沉……改革压力很大。但是，省委省政府迎难而上，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斩钉截铁地说：“砸锅卖铁也要推行税费改革！”
从2002年到2005年，湖北农村税费改革历经艰难曲折，最终获得全面胜利，提前一年取消农业税，这为之后的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打下良好基础。
负担过重，曾是农民之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10余年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逐渐成了全国一个共性问题。
“废除农业税之前，农民不仅要交纳农业税，还要承担许多农村公共服务经费。”今年5月底，省农业农村厅经管局局长张清林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农民负担是土地大包干的一个副产品。
据原农业部统计，1995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比上年增长19.9%，“三提五统”费用增长48.3%，而农民承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各种负担也增长52.2%。这一年，全国1/3省份的农民负担都超过国家规定的上年收入5%“上限”。
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北也不例外。1998年，经历了特大洪灾后，沿江30多个县市的农民元气大伤，本该因灾减免税赋的农民，却要向村镇上交亩均300多元的负担。
“当时农民编了一首顺口溜：一百元笑，两百元叫，三百四百就上告，指的就是‘亩均负担’！”1996年以后，张清林曾长期担任省减负办副主任。
省委政研室一级调研员余爱民曾在监利县（现为监利市）税改办任职。他回忆，2000年，监利县棋盘乡侯王村有个农户全年应交2700元，但农田收入还不足1000元，只得将外出务工收入贴上。
沉重的负担不仅挫伤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更激化了干群矛盾。
尽管从1990年起，中央几乎每年都出台为农民减负的文件，湖北也颁布铁律，凡发生涉农负担恶性案件的县市党政主要领导进入“笼子”管理，几年之内不提拔、不调动。然而，各地农民负担始终呈减而复增态势，“涛声依旧”。
这是一道多重矛盾演绎而成的“阵中阵”。当中，有理念、现状、体制、人情、利益交织交锋……
“层层重重，互为因果，相依相盘，集结成一座封冻的冰山。”张清林说，“唯有改革，才是破解它的唯一出路。”
“一定取信于民，一定坚决清退”
200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首先在安徽省试点，这标志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拉开序幕。
对安徽的试点，湖北省委给予高度关注。
2001年12月27日上午，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最后一天。在谈到2002年的工作时，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发话：“明年，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千方百计推行农村税费改革！”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当时，湖北尚未列入2002年的试点省份。但省委省政府运筹帷幄，积极争取，向中央反复阐述湖北纳入试点的必要性和成熟条件。
2002年3月，国务院确定湖北为试点省份，安排转移支付资金13.5亿元。4月25日，省委召开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一场变革在湖北破云而出！
当年，省委、省政府按照“减轻、规范、稳定”的要求，实行“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项调整、两项改革”。取消乡统筹费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农村教育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办法和共同生产费办法。
32位时任省领导分别联系一个县市，推进税费改革。俞正声主动提出到农村工作矛盾多、财政困难、改革难度大的监利驻点。
税费改革，第一步是结算清退。
省委要求，减负从当年减起，已经超收的钱，结算清退回去。当时，我省农村夏征工作已结束，所谓“早谷还在田里长，收款战斗已打响”，且“一季缴全年”，因而要结算清退的项目也繁多。省委态度异常坚决，“一定取信于民，一定坚决清退”。监利县委破釜沉舟，全部清退。
第二步是人员精减。
监利史志研究中心负责人王定坤回忆，监利有个红城乡财政所，年年说要裁人，年年都在增人，但这次税费改革铁面无情，全所105人只留下32人，精减分流73人。全县共精简机构224个，分流人员8442人，减少财政支出3376.8万元，减幅分别为45%、41%、30%。
第三步是配套改革。
监利是全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7个试点县市之一。当时任监利县委常委、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办公室主任的吴祖云，是监利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他回忆：“这是农村基层政权的一次大手术，先后历经4轮攻坚，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推进改革落实落地。”
历时3年，监利农村税费改革取得圆满成功，成为全国样本。
湖北农村税费改革攻坚告捷。与改革前相比，我省农民负担减轻了67.2%。2004年，全省农村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好形势，原来紧张的干群关系大大缓和。
农民进入零税赋时代
农村税费改革的最终阶段，是全面取消农业税。
2005年，湖北提前一年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税。
200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皇粮国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监利农民贴出一副有名的春联“千年等一回，种田不交税”，喊出全国亿万农民的心声。
种田交税在我国绵延几千年。每次税改后，农民负担先降后升，周而复始，这就是有名的“黄宗羲定律”。“定律在中国共产党这儿不灵了！取消农业税是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突破。”余爱民说。
不取、多予、放活。税改后，中央惠农好政策接连落地，财政支农投入不断加大，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形势持续向好，粮食产量实现“十七连丰”！
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今年5月31日，省乡村振兴局挂牌。已担任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的吴祖云感慨万千：“农村税费改革，为今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创造了条件。”
荆楚大地，阡陌垄上。粮食生产拾级而上，乡村颜值不断提升，农村改革蹄疾步稳，农民收入再攀新高。
重中之重有多“重”？优先发展如何“先”？全面推进怎么“进”？新型关系“新”在哪？湖北科学作答三农“四问”——
加快建设农业产业强省，发展十条农业主导产业链，实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十百千万”工程，开启农业现代化新征程；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乡村建设规划管理，提升乡村宜居水平，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绘制湖北美丽乡村新画卷；
用好“深化农村改革”这个法宝，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坚守以农为本、为民服务的初心不动摇，牢记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使命不动摇，坚持重中之重、优先发展的地位不动摇，湖北踏上奋力夺取实施乡村振兴全面胜利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