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导演黄建新:“希望这部电影帮助年轻人回望百年征程、读懂百年初心”|草地·访谈

首发:6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小草

“一百年前,有一群青年满怀理想和壮志,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矢志改变中国的面貌。”谈起新电影《1921》,即将迎来67岁生日的导演黄建新面带笑容、目光炯炯,仿佛有用不完的热情,“希望这部电影能给如今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回望百年征程、读懂百年初心的机会,引发他们的共情与共鸣”。

从2009年上映的《建国大业》算起,十几年间,黄建新拍摄、监制了《建党伟业》《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一系列国产主旋律佳作。在专注现实主义题材、探索主旋律创作的道路上,黄建新称得上是国产电影的“领路人”之一。

建党百年之际,这位有着48年党龄的老党员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监制、执导电影《1921》,影片由郑大圣联合执导,黄轩、倪妮、王仁君等主演,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数月的历史细节为主线,讲述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的时代担起救亡重任的故事。

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难在哪?如何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再现历史场景、还原历史细节,还要兼顾创新表达。日前,黄建新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采访,畅谈电影《1921》及其幕后故事。

拍革命历史题材

应“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草地:您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简要概括和介绍《1921》这部电影?

黄建新:为了《1921》,我们团队已经创作制作了近5年时间,凝聚了几百名电影人的心血,电影所呈现的内容非常丰富,很难用几个词来概括。

《1921》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拍摄的,希望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最早的一批革命先辈的精神世界。虽然他们和如今的我们身处不同的时代,却有一种宝贵的精神贯穿始终。这种精神是互通的,是超越历史局限的,是一种“传承”。我们想通过对百年前中国最优秀的这批人的“接近”和“表达”,探索“中国精神”到底在哪里。为观众呈现一段丰富的历程,展示一种追求和向往,这是《1921》所希望实现的。

草地:剧组对史实的把握非常严谨,曾花费4年时间打磨剧本,并在全世界开展挖掘史料的考据工作,还邀请党史专家对剧本进行指导、把关,甚至1:1复原了一大会址在内的部分老上海石库门建筑。您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

黄建新:我经常提到一个观点,拍革命历史题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不虚”说的是大的历史事件必须真实,不能虚构;“小事不拘”说的是可以用合理的戏剧手段、虚构方式,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精彩,和观众贴得更近,让他们喜欢看。

面对史料,每当我们找到一个被“触动”的点,并且是历史人物真实存在的品质时,我们会将其放大,顺着它的线性逻辑去寻找表现方式。电影里有一段剧情,李达划着火柴准备烧日货,却发现火柴也是日货,他哭了。他是个性情中人,所以会流泪。他也是“执拗”的,冒着被跟踪的危险去印刷厂,只为把“百姓”二字改成“人民”,目的是让大众知道“人民”才是主人。

不仅是李达,我们也在寻找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特点。陈独秀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人,电影里有很多围绕这个性格特点的刻画,比如“五四”一结束,他就义愤填膺地亲自上街发传单,被抓捕入狱。又比如,李大钊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说一句就是一句,他在电影中的台词,中肯又很尖锐。

我希望这些历史人物可以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觉得自己和历史人物是有亲近感的。

电影的核心是人

草地:据了解,《1921》还在日本等地取景,影片中展现了当年共产国际等力量的参与。中共一大是在怎样的国际视角下开幕的?影片如何呈现这种国际视角?

黄建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了中国,而上海这座城市是早期各种外来思想活跃传播之地。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上海,要和日本、韩国、越南的共产党代表都在上海见面。电影中有两条暗线,分别展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日本特工在上海的活动,都遵循着当时远东共产国际运动的发展轨迹。

以国际革命的时代背景视角来看,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具备必然性。那时候,不少革命刊物都是从上海发往各地,传播革命思想。在电影中,我们呈现了编辑、印刷革命刊物的镜头和细节。而且上海是个租界,鱼龙混杂,正好成为当时列强割据、国土四分五裂状态的映射。种种因素,使得上海成为讲述这一段历史无法绕开的城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电影中,我们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向全世界推动共产革命的画面,这让我们将视野拉得更大了。

在全世界范围内挖掘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在日本警视厅的档案馆发掘了记录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30日在上海开会的文档,在上海档案馆也找到了能够佐证的史料。我们发现日本共产党当时也派了人来上海跟共产国际的人见面,但是当时日本已经要实行“满蒙政策”,认为共产国际运动会影响政策执行,所以要遏制住。因此,电影里专门安排了相关的故事线,这条线的艺术虚构和想象是建立在真实史料记载的基础上的。

还有一个场景表现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家马林被跟踪,这方面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去呈现——这部分情节使得《1921》具备类型电影的特征,有很强的故事逻辑。

草地:在《1921》之前,您拍摄过《建党伟业》等作品,站在建党百年节点上,再次讲述1921年发生的故事,您的思路有什么变化?对伟人的刻画表现上,有哪些不同?

黄建新:《建党伟业》从1911年武昌起义讲起,以孙中山这个角色为叙述起点,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到张勋复辟,从这一系列的历史大事中看到中国的走向,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拍摄《建党伟业》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兼顾每一角色,仔细描摹每一个人的个性。只能用白描的手法简单覆盖到个体,影片里的人物没有一个自始至终贯穿的性格走向。而《1921》就是另外一种人物表现手法了。

电影是一系列视觉流动体系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现象,其核心是人。《建党伟业》拍历史,《1921》则是拍“人”。我们可能会记住在《1921》里,李达夫妇很恩爱,王会悟很美,新婚搬家那天,她靠在李达的肩头憧憬两人的美好未来,这个画面会让人感动,而且观众会融入自己的情感过程。这样的电影人物,除了革命理想之外,还有活生生的“生命”附着。可能多年后,我们已经记不住这个电影了,但是会记住这个画面。

观众可能还会记住毛泽东跑步的镜头。演员进组前,我问毛泽东的扮演者王仁君,你跑步好不好看?他说还行,我说你练一练,你跑得好,就能把电影角色彼时彼地想要传达的意思表达出来。于是他伴随音乐的旋律一直练习,练了好几个月,最终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觉效果。

《1921》中所呈现的毛泽东是很真实的。他扛一个收衣服的大包出场,在上海的洗衣房里勤工俭学,想去法国留学。当年的他也和如今的年轻人一样,怀着对未来的向往,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我曾专门参观了他在上海的旧居,当时他和两个都想出国留学的男孩住在一个房子里。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象征的、艺术的手法去表现伟人的成长——剥离实际的场景、表现奔跑的动作。通过这些手法,我们不仅在电影里讲述道理、讲述历史,而且去呈现真正的电影形态。

草地:《1921》中,许多人物令人印象深刻,如陈坤饰演的陈独秀、王仁君饰演的毛泽东、黄轩饰演的李达等。其中对李达及其妻子王会悟着墨颇多,是否可以将李达视为电影的主线人物,这样安排的用意是什么?

黄建新:《1921》是一部群像电影,需要有一个人物角色负责整体“牵线”,将松散的电影结构串联起来。李达在当时负责会议联络,包括写信通知各地来沪参会的共产国际代表,沟通当下的情况。基于这个背景,我们着手研究李达,他也自然而然就成为故事的主线人物。而且李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哲学家,很多人都是通过李达主持编写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

展现充满“烟火气”的生活

和属于青春的“好奇心”

草地:《1921》在表现历史人物上,相较于此前的群像式作品,有哪些创新和突破?

黄建新:《1921》故事情节与事实匹配度非常高,给我们的艺术表达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可以更充分地刻画人物、传递精神、表达感触。

比如电影里面有刻画毛泽东见李达这一场景:李达在上海请毛泽东吃饭,但桌上没有辣菜,李达好面子,实际是因为自己胃不好而不能吃辣,却借口说是因为妻子王会悟不爱吃辣,最后王会悟揭开了李达长期伏案胃病严重的实情。

我希望把一切融入角色的性格和日常交往的细节中,用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细节,将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呈现出来。

草地:影片如何拉近历史与现代观众的距离?

黄建新:我们非常关注人物细节,会深入人物触摸他们的灵魂。如今大家常言的是,“一大”代表们平均年龄28岁,但其实除了董必武、何叔衡,平均就二十三四岁。在电影中,我们安排了一些戏份,让王尽美、刘仁静、邓恩铭3个年轻人展现了属于青春的“好奇心”。

我们希望能在有限空间里展现“一大”代表们不一样的一面,从代表们年龄差距、性格差距等角度,构成角色的丰富性及表达的差异性。我们还在影片中间安排了一场很激烈的争论,想利用这样的小细节把故事演绎得更加丰富。

剧中的一些台词从史料中来,对观众来说可能难以理解,我们将一些难懂的改为了白话,目的是希望革命道理富含感情。

在电影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写意”的小女孩形象,和观众一起作为见证者,利用想象空间去呈现一种“传承”的观念。我也希望这种叙述方式能够跟以往电影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如今的观众对电影视觉、艺术形式多样化的理解比过去强很多。电视剧属于线性艺术,而好的电影属于结构艺术,结构想象和联想是电影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能走得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