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通过长期征服和帝国主义外交，在旧大陆西部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地中海成了罗马人名副其实的“我们的海”。这片海域之外从莱茵河到大西洋沿岸的西欧大陆、多半个不列颠岛、多瑙河流域以南的中欧部分和以北的罗马尼亚、大部分黑海沿岸、尼罗河流域、阿拉伯沙漠的西北边缘等地也都被组织到这一政治体中。甚至两河流域和亚美尼亚也短期落入罗马治下，高加索地区曾不乏其属国。罗马的对外战争集中在公元前几个世纪，从奥古斯都结束内战一直到马可·奥里略时代边境危机为止，除克劳狄征服不列颠、图拉真征服达契亚等拓土外，帝国居民一直享受着和平与繁荣。现代学者经常用古代罗马作家笔下的“罗马和平”一词来指称早期帝国这两个世纪的太平盛世及其政治秩序。
在罗马征服之前，一些地区和人群已经开始有所接触甚至是频繁的文化交流，但也有一些地区缺乏经常性直接交往。帝国的行政管理、军队的边境和行省驻扎及治安维护、通达的道路建设和河海航运、密布的境内外贸易网络、人员的往来、旅居、移民和族群杂居、罗马公民权的推广等，都给境内各地乃至境外有关地方不同文化的相遇及互动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帝国本身也对其不乏影响甚或干预。
皇帝克劳狄把拉丁语和希腊语称为“我们的两种语言”。从通用语来看，晚期古代“希腊的东方”和“拉丁的西方”的底色在“罗马和平”中已绘就。整个帝国的文化面貌也可概括为希腊化的东部和罗马化的西部。不过，“希腊化”和“罗马化”已遭质疑：两词将希腊罗马文化预设为高级文化，片面强调其单向度传播，忽略了文化互动的复杂性。并且，罗马已颇为希腊化，精英阶层和受过教育者会说希腊语，文学、艺术、建筑、思想和生活方式深受希腊影响。希腊人也并非全无罗马化，取得罗马公民权者会把名字改成罗马式姓名。
帝国东部希腊化已有三四百年。小亚的吕底亚、吕基亚、卡里亚古典时代就已开始希腊化。亚历山大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塞琉古、托勒密等希腊化王国把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结果是当地精英和城市居民的希腊化。罗马的征服并未打断反而助推了希腊化。奥古斯都时期的铭文显示，吕底亚城市萨尔狄斯、图亚提拉均属“亚细亚的希腊人同盟”。它们还是“泛希腊人同盟”成员，该同盟为“爱希腊的”皇帝哈德良对希腊语地区加强掌控的巧妙手段。
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基比拉城也是“泛希腊人同盟”成员。其遗址上的市场、运动场、剧场、音乐厅、神庙、拱门、浴室、喷泉、供水和排水系统等公共建筑，多建于公元2-3世纪。它与整个帝国的城市大同小异，希腊罗马建筑并存。关于其地点记载不一，它最终被定位于此遗址，依据为写有“凯撒利亚·基比拉人的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出土铭文。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是希腊古典城邦制度，在希腊化王国时代仍保持活力，此时又变成罗马帝国自治城市的管理形式。基比拉有的钱币上也带有铭文“凯撒利亚人”，“凯撒利亚”应为该城得自皇帝的新名。
基比拉官方文件用希腊语发布，这是希腊化东部城市的通则。帝国的行政语言是拉丁语，政令到达东部要译成希腊语或用双语公布。除非获得罗马公民权的精英想进入帝国元老院，或者谁想参加地方行政管理、参军、去西部工作，东部居民一般没有学拉丁语的动力。
西部以及北部各地被征服后也陆续步入罗马化进程。意大利最早，到共和国末期，整个半岛凡是受过一些教育的，无人不会说拉丁语。甚至南意大利的希腊人，在保留希腊语的同时，也说起了拉丁语。西西里到帝国时代，拉丁语也已普及。
公元前4世纪早期迦太基曾禁学希腊语，却未见长效，希腊语在北非成了仅次于布匿语的第二语言。罗马征服后，拉丁语的重要性超过希腊语，成为迦太基人从小习得的语言，城市中受教育者两种语言都会。但整个阿非利加行省仍通行布匿语，也有人说柏柏尔语。在大莱普提斯遗址可见拉丁、布匿双语铭文。剧场和新市场的铭文中记载了出资建造者拥有罗马式三名Annobal Tapapius Rufus，不过仅第三个是纯拉丁名字。其家族在帝国初期主导了城市政治。铭文中的“苏菲特”原本为迦太基执政官，后变为城市自治官职。随着罗马化程度的加深，公元1世纪末后布匿语退出公共领域。
西班牙和高卢有很多罗马的殖民地，罗马和意大利移民带去了拉丁语及城市的生活方式。古典作家老普林尼说，那尔波高卢“更像意大利而非行省”。该省的尼姆是“罗马和平”下一座繁荣的城市，它有几千年的人居史，高卢时代就是一座城镇，是阿雷科米基人的首府。这支高卢人于公元前121年归附罗马，行省同年设立，随后多米提亚大道经过尼姆。尼姆大兴土木始于奥古斯都时期。在陆续建成的公共建筑中，加尔河上的高架引水桥是向城内供水工程的一部分，圆形剧场则是帝国境内最大的剧场之一。
高卢尼姆以卡瓦利埃山和山下泉水为中心，山上建的石塔又被奥古斯都扩建。泉边为帝国宗教建筑，有奥古斯都圣所和祭坛、宁芙庙，还有一座高卢式神庙供奉奈毛苏斯。该高卢神现为尼姆保护神、泉水和治疗神。祭坛铭文把他和罗马的朱庇特或“太阳城的朱庇特”相提并论。泉边还奉祀奈毛茜凯诸母，她们也是高卢神。高卢神与罗马神、希腊罗马化的闪米特神，以及遍布帝国的皇帝崇拜共处一片神圣空间。
罗马官方需要地方行政管理人员，西部和北部行省当地精英阶层想跻身罗马统治体系，合作愿望构成拉丁语传播的动力，面向当地贵族子弟的学校成为拉丁语乃至希腊语教育的阵地。卢格敦高卢的奥顿、莱茵河附近、朱利安阿尔卑斯山区的埃摩那、潘诺尼亚的萨瓦里亚、不列颠都有这类学校。伴随语言习得，是对罗马生活方式的模仿，目标是获得罗马公民权和从政。
西部、北部有些地区的罗马化较为迅速。帝国早期，罗讷河畔的高卢部落已会说拉丁语，图尔狄塔尼人和“曾为西班牙最野蛮的民族”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也将拉丁语作为第一语言。潘诺尼亚人公元前9年被罗马征服，公元6年起义时不仅熟悉罗马军纪，而且掌握了拉丁语，不少人还了解罗马文学和思想。达契亚在罗马治下仅经过一个半世纪，拉丁语就扎了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罗马尼亚语。有些行省罗马化有限。在上麦西亚，除罗马殖民地外，拉丁语局限于行政和上层使用，农村仍说本地语。罗马人虽有引导罗马化之举，却无意消灭当地文化。正如科普特语、阿拉米语（它是耶稣的母语）、亚美尼亚语在东方，伊里利亚语和色雷斯语在巴尔干仍有不少人说一样，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伊比利亚语、阿奎塔尼语在帝国西部继续存在。
西部和北部当地宗教不再繁荣的同时，除希腊宗教被罗马吸收并推广外，每一种强劲的东方宗教都被奴隶、水手、商人、士兵，甚或传教者等带到西部。埃及的伊西斯崇拜、小亚的居柏莱崇拜、以波斯神米特拉为崇拜对象的密特拉教，以及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都在“罗马和平”之下发展为跨越族群和文化、具有某种“世界性”的宗教。
“罗马和平”，正值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贵霜帝国、汉王朝的共同和平时期。在贯通它们的丝绸之路和印度洋商路上，物资、人员、技艺、思想不停流动，各种文化不断相遇与对话。如非洲阿克苏姆王国的钱币上以及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均可见希腊罗马元素，而印度香料和中国丝绸也丰富了罗马人的生活。
“罗马和平”，作为盛期帝国的一个样本，提供了一种观察不同文化相遇的大范围的场域单元。在这一文化系统下，帝国的政治框架和某些干预举措，提供了不同文化接触、适应和杂合的便利，其结果是，既可能造成原有文化因素的消亡，又可能催生新的文化种类；既放任文化的多样性，又促成文化的同一性。
（作者：徐晓旭，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