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这样推重《儒林外史》，故不愿把近代的谴责小说同《儒林外史》并列。这种主张是我很赞同的。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
1927年，胡适在为亚东图书馆版《官场现形记》序中这样写道。
早在1925年，因女师大风潮，鲁迅已斥胡适“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催人呕吐”。1926年，胡适写信劝鲁迅与陈源停止笔战，鲁迅未回信。1927年时，顾颉刚在给胡的信中说：“这几年，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伏园、川岛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
在此背景下，胡适仍这么写，原因有二：
一是平生推重《儒林外史》，曾说《红楼梦》的思想见地与文学技术皆不如它。
二是对《官场现形记》评价不高。
胡适的议论化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其中称：“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两位大师均认为谴责小说“近于谩骂”“失了文艺上底价值”。
1998年，香港《亚洲周刊》组织海内外专家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强，《官场现形记》列在第13位。引人反思：鲁迅、胡适的评价是否还适合今天?
他本出身官宦之家
学者王学钧先生发现，鲁迅、胡适对李伯元了解甚少，体现在：
1、称李伯元出身中下层，不懂官场。胡适写道：“读过《官场现形记》的人，总都感觉这书写大官都不自然，写佐杂小官却都有声有色。”
2、对李伯元家世、籍贯等基本信息的描述多误。
3、认为李伯元“屡试不第”，无缘仕进，对官员们心怀怨恨。
4、将《官场现形记》视为“应商人之托”，非严肃创作。
李伯元(本名李宝嘉，以字行)乃唐宣宗之子、昭王李汭之后，世代官绅。
李伯元曾祖李文喆“诰封朝议大夫，晋封资政大夫”，“生平著述宏富，所至于兴学育才为己任，声誉遍大江南北，寿至八十二”，他还是当时的著名画家。
李伯元的爷爷李锡琦29岁便去世，父亲李翼辰27岁去世(时李伯元仅6岁)。李伯元由堂伯父李翼清抚养成人。
李翼清常年在山东任知县，后“两次大计卓异，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1860年，太平军攻破李家世居的江苏常州，李伯元的父亲去山东投奔李翼清。1867年5月，李伯元出生于山东(可能在今烟台市牟平区)，其母吴氏“也是官家出身，又极贤能”。
李翼清在官场上有建树，他的儿孙亦多经科举入仕。
可见，李伯元对官场很熟悉，决非只知“佐杂小官”。
据李伯元族弟李锡奇称：“念仔(李翼清字念仔)先生督教极严，伯元之母亦不稍予姑息，以是伯元学业精进，擅制艺、诗赋、能书画，工词曲，精蒙刻，余如金石、音韵、考据之学，无不触类旁通。”
因甲午之战远离仕途
16岁时，李伯元已读完《四书五经》，“后从师批改文章，以是学业精进，深受教师器重”。
1886年，19岁的李伯元从山东回原籍常州参加童试，以第一名高中，成为秀才。21岁时，“试省门不售”，未能成为举人。
据王学钧先生考证，李伯元后成廪贡生。常州属武进县学，每两年选一次廪生，每次只选一人。从普通秀才熬成廪贡生，需经候廪、补廪、岁贡等环节，一般需10多年，其间每年要经县学岁考，只有成绩列在前两等，才有向上资格，且还要看是否有名额空缺，否则成绩再好也不行。
廪贡生可直接进入仕途，能得到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之职。1889年，李翼清曾想为李伯元捐官，被李伯元拒绝。
1902年，清政府开经济特科，仿博学鸿词之例，由三品以上大员推荐考生，曾国荃的孙子曾慕陶(本名广汉)推荐了李伯元。1903年7月12日天津《大公报》载：“保荐经济特科与考者一百八十七人。江苏人至四十八人之多，闻有一人临点未到。”这一人，就是李伯元。
李伯元不愿入仕途，可能与甲午之战有关。清军惨败时，他的堂伯兄弟李宝淦(李翼清第七子)正在日本，闻日人祝捷歌舞，悲愤写下：“万家祝捷雷声急，帐触闲愁不可听。”
李伯元与李宝淦关系密切，甲午后，李伯元一度学英语。
当上了“小报鼻祖”
李锡奇说：“伯元愤于满清政治腐败……甲午惨败之后，国家瓜分之祸迫在眉睫，非大声疾呼，不能促使全国上下觉悟，而欲唤起群众，须以报纸为宣传利器。”
此话或为拔高。李伯元投身报业，主要是为了谋生。
首先，李翼清逝于1894年，“伯元内伤门庭的多故，外感国势之阽危，慨然有问世之志”。
其次，李伯元1896年带母亲、夫人去上海，先在“西商”开办的《指南报》工作一年，后来才自己办报。
其三，李伯元初期自办报的格调不高，难称“唤起群众”。
《指南报》是一本杂志，以新闻为主，在该刊《谨谢报忱》中，李伯元写道：“一以釆万国之精彩，二以增朝廷之见闻，三以扩官场之耳目，四以开商民之利路，五以寄寰海之文墨，六以寓斯民之风化。”
因报道江苏提督谭青崖在上海嫖娼，《指南报》差点被封，后闹到两江总督李鸿章处，才不了了之。
李伯元接手半年后，《指南报》转向文艺。
1897年6月，李伯元与袁祖志(清中期文坛领袖袁枚的孙子，曾任《新报》和《新闻报》主笔，曾为《申报》撰稿)合作创办《游戏报》，李伯元称：“游戏文字，古今人所共游，无足为玷。”
《游戏报》影响巨大，学者魏绍昌先生称它“不仅在近代新闻史上最先确立了‘文艺’类这一报式，而且是借用报纸‘有闻必录’新闻原则，采用文学作品来反映国内外政治社会文化新闻的倡导者”。
《游戏报》“一时靡然从风”，被认为是“晚清文艺小报之巨擘”，李伯元也被称为“小报鼻祖”。
小说首刊引发轰动
为炒作《游戏报》，李伯元频出怪招，让读者投票评选“艳榜三科”，即举行妓女选美，分文榜(俱佳)、武榜(有一技之长)和叶榜(妓女的侍婢)，李亲自写诗、撰文，加以称赞。
李伯元自辩：“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士风日下……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他因此被讽为“骚坛盟主”“花界提调”。
1944年4月15日，曼妙在《海报》上撰文批评说：“(《游戏报》)简直是太低级了，每天只有堂子(即妓院)里新闻四条，其余便是戏馆里的消息，此外便是官场现形记。而小报馆里人，便是以‘叫白堂唱’，‘看白戏’为自得其乐。李伯元未能免俗，自然为人所轻视了。”
著名报人孙玉声则认为：“当其(指李伯元)橐笔游沪时，沪上报馆只《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等，寥寥三四家，李乃独辟蹊径，创《游戏报》于大新街之惠秀里。风气所趋，各小报纷纷蔚起。”
1901年，李伯元放弃《游戏报》，另创《世界繁华报》。该报共发行10年之久，其中李主持笔政5年。《官场现形记》便首刊在《世界繁华报》上。
《官场现形记》引起巨大轰动，书中人物多有原型，传说“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
1903年，应商务印书馆之邀，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该刊是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是其中最有成绩、影响最大者。
《官场现形记》应无代笔
李伯元编杂志，个人创作占据很大分量，故笔名甚多，如游戏主人、南亭、南亭亭长、自在山民、历劫不磨生、二春居士、天地寄庐主人等，一些作品由好友欧阳钜元代笔。
欧阳钜元本名淦，笔名惜秋生，据包天笑说：“欧阳和我在苏州小考时认得，这人早慧，十六岁时，文章词斌，典赡富华，而且笔下极快，我怕考书院，他一人可以做四五本卷子。”
欧阳钜元两度投靠李伯元。包天笑说：“钜元告诉我，李伯元的《游戏报》，完全交给了钜元，自己完全不动笔，即小说亦由钜元代作……不过《官场现形记》是否也有他的笔墨，却不曾问他。若《文明小史》等，则我曾见过原稿，确有钜元的笔墨在内咧。”
不少人认为，欧阳钜元与李伯元风格近似，甚至写得更好，但著名作家阿英不以为然，认为二人“文字作风实无一相似之处”，因“李伯元已经是从‘讽刺’到‘谴责’，惜秋生全从‘谴责’走到‘痛骂’……他不会作大段描写，情感的表现过为率直。”
遗憾的是，趁李伯元病重，欧阳钜元勾结某书店，盗版《官场现形记》。欧阳钜元与妓女林黛玉往来密切，被传染上梅毒，27岁便病逝了。
当时无版权法，仅1904年，李伯元便在《时报》上刊登告白102次，以申明著作权，斥责盗版。据学者刘颖慧估算，最后70次的花销合计达43.44元，当时普通职员月薪仅4元至6元。由此可见，《官场现形记》应无代笔。
巨匠在潦倒中辞世
有种说法，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时，常看《游戏报》，曾投稿参加征诗比赛，位列前十。翻阅1899年12月19日《游戏报》，确有周树人字样，但署籍为杭州，并非绍兴，可见不是一人。
鲁迅、胡适不喜欢《官场现形记》，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李伯元行为欠检点，下笔多玩世之情。鲁迅认为李在“合时人嗜好”，其实他“以文字玩世，实借以醒世”。
其次，《官场现形记》写作较匆忙，不免粗糙。李伯元当时连载着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还有长篇弹词《俗耳针砭》(后更名《醒世缘弹词》)和传奇《前本经国美谈新戏》，此外还要为版面补白。他曾对友人说：“未作《官场现形记》之先，觉胸中无限蕴蓄，可以借此发抒，迨一涉笔，又觉描绘世情，不能尽肖，颇自愧阅历未广，倘再阅十年而有所撰述，或可免此弊矣。”
其三，鲁迅、胡适秉持西方小说美学标准。他们认为《官场现形记》“联缀许多‘话柄’做成”，“既没有结构，又没有剪裁”，对此学界已有不同看法，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传统不执着于线性叙事，多以散点透视，营造整体氛围。
1906年，李伯元因积劳成疾，患肺病逝于上海，年仅39岁，无子嗣。去世前无力偿还好友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的2万元借款，吴当场焚毁借据，还给了他20元药金。可见李伯元晚景之潦倒。(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