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文昕
《我的朋友阿波罗》是一本“小说”。故事从眼泪谈起，以死亡开篇：我参加导师的追思会，并在三太太的游说下，开始照顾导师留下的狗——一只巨型大丹犬“阿波罗”。
这也是一个救赎的故事：“我”沉浸于丧亲之痛，无法自拔；当写作与心理治疗都失效时，阿波罗给予“我”适时的安慰。虽然它的死亡未能留下光明的尾巴，但是我们仍能看见，在现代社会的情感缺失中，动物曾带来如许安慰。
小说的叙事技巧现代，故事内容贴近现实。意识流的叙述像是女性独语，发散且非线性，以此模拟“我”在现代社会与混乱情绪中努力找寻着什么，却又迅速被冲散的状态。除了刻画人与动物的温情，小说的故事更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以“我”的眼光，打量“一名已故的白人男子”，是一种颠覆性的写作尝试。而以女性主体探入世界，讨论师生、医患、动物、性工作者等社会议题，也可以看作一种话语空间的拓展。
相较于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我的朋友阿波罗》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城市漫游者的视角。读者跟随孤独、不合群的“我”，一齐重新打开现代城市。
阿波罗安静内向，一对耳朵被剪成尖锐不对称的小三角。虽然年轻，但饱受关节炎的折磨。它不爱和别的狗玩，却愿意听“我”朗读作品，更体贴地为“我”叼来书本。真正使它与“我”心意相通的，是我们对逝去导师的共同悼念。
小说中的“我”对阿波罗是同情的，同情它被导师家人抛弃，却本能地“忠诚”。同情它像个不快乐的孩子，面对自然却无法回归。“我”将它带回家，悲痛的两者，互相陪伴。用心理咨询师的话来说，便是“我正遭受着丧亲之痛刺激引起的抑郁和焦虑，而狗提供了必要的情感支持……实情是，动物无法应对，而我则是它的情感支持人”。在“我”为阿波罗争取些许快乐与权利时，它同样为“我”提供了一个沉默的依靠。
然而，作者绝不只在讲人与狗的友谊，作者将“我”与阿波罗放在繁杂的社会关系中，邻居、朋友、医生……每个人都曾闯入阿波罗的生活。但与“我”的关爱相比，旁人不仅喧哗，也少一份谅解。太太们将阿波罗视作已逝丈夫的投射，冷漠地将它关进狗舍。邻人将我对阿波罗的爱扭曲为欲望与性，不怀好意地揣度。在作者笔下（实际生活中也是），人类社会充满对巨型犬的刻板印象。而种种偏见背后，是人企图凌驾于动物之上的傲慢：人驯化狗，为己所用。制造藏獒，而后遗弃，人类更以亚当主宰动物的气势，给它们命名。作家引用厄休拉·勒古恩创作的夏娃的故事，阐释命名中的权力关系。“有人说，直到亚当赋予这些动物不同的名称，它们才存在。”给“宠物”起名是“主人”最乐意且擅长的事。
人类不仅通过命名来主宰动物；在社会关系中，人对待比自己弱的人，同样傲慢。他们制造性别差异、种族歧视。“我”看到的人类社会，充斥着掩饰、背叛、贩卖和暴力。由人役使动物这一点出发，作者写出了隐藏于日常生活中的霸权，让我们思考：人对动物如此，对待同类又如何？
从阿波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人是如何介入动物世界，以一种主宰的优越姿态，将动物当成没有意志的物体。这种“人的介入”不仅给动物带来伤害，也导致了现实社会中的差别、混乱与冲突。除了批评人的傲慢，作者似乎也抱着重建人与动物、人与社会关系的希望，即昆德拉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描述的牧歌般的关系，丢掉人类为万灵之长的偏见，与动物一同重回伊甸园。从这一希望出发，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以众神中最具希腊性的神命名”，用“阿波罗”这个名字颠覆动物与人甚至神的秩序，并赞美它带来的希望与光明。这既是“命名”这一行为的挑战，同时也寄寓着新的期待。
小说中多条支线并行，触及种种社会现象。然而，仅将此小说看作现实社会的关照，仍然是不够的。故事接近尾声，当读者正跟随“我”的意识漫游，作者却另起一章，颠覆了前面的写作，提出一个小说本质性的问题：创作的价值。
在第11章中，作者展现了故事的创作过程，女人将男人塑造成风流多情的形象，记录他的身后事。将一只小腊肠犬塑造成大丹犬，使之成为重要角色。这一章揭示了《我的朋友阿波罗》的元小说结构，暴露作者创作的行为，揭开小说虚构的本质。当读者意识到文本并不是对现实的反映，则需要重新思考“真实”的意义。不过，区别于一般元小说对“真实”的解构，作者袒露写作过程，更想唤起读者对小说创作这一行为的关注。这一章出现了书写者与被书写对象的对话，一方面，两人接续了前文对作家、创作之意义的讨论，另一方面，当男人得知自己被写入小说，该人物形象却没有满足自我期待时，觉得被冒犯而开始恼怒。作者在此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对比，作为创作者，我们掌握精英的特权，可以对文学夸夸其谈。而一旦自己成为素材，我们又产生了现实的愤怒，将文学的价值远抛一边。“是什么让我沦为可以被嘲弄的对象？”他问道。一个白人男性在女人的书写中死亡，更被一只神化的狗取代了中心地位。这何尝不是写作者的命名权以及对命名权温柔的嘲讽呢？
作者是驻校作家，故事中的“我”和导师也是写作教师。在阅读中，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将小说的内容与当下的写作生态联系起来：文学圈崇尚利益，创作者急于分一杯羹，写作内容却与时代脱轨。作者提出了种种写作的陷阱，提醒每个执笔的人，思之、慎之。
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写作伦理的讨论。当下，作家拥有执笔书写的权力，却对他人的苦难缺乏应有的同情与思考。在女人与男人的对话中，我们似乎又看见了人对动物一般的傲慢。男人说：“对作家而言，一切都是素材。”在文本里，苦难遭到美化，女性的声音再次被排除在外。这不是“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争论，而是写作者已不再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甘愿成为资本市场的一部分，把别人的苦难当作素材，换取书的出版、读者和稿费。
孔子早已提醒我们：“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精英式的写作，不仅垄断了写作的权力，也制造了文学中的巧言令色。为此，作者在文中展现了另一种写作，即治疗中心里饱受苦难的女人们的自我救赎式的写作。这种将写作与生命相连的态度，令人动容。有人写到双手起泡、出血仍无法停止，而有人拒绝写日记，抗拒回忆过去的事情。抗拒本身也是一种表达。这种写作权力的“下放”，使得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将长期压制的情绪疏解，以缓解生理上无由来的失语、失明。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写作，越来越多的女性遭际浮出地表。这些痛苦终于被听到，而不是经由作家想象的笔，变成一个功能性的情节。这也是创作者给我们的提示，唯有作者隐去自己的声音，方能听到众声喧哗。
《我的朋友阿波罗》是一部内容和技巧都极为丰富的小说。无论是它以意识流的叙述，由现实延伸至社会问题；又或是元小说的结构，提醒读者跳出叙事的逻辑，去思考创作本身的价值，我们都能看到“人”的痕迹——人对动物的控制，似乎也像创作者对待他者人生一般，随意命名、挪用、分割和抛弃。写一只狗，其实也是在写我们的世界。到底何时，我们才能建立朋友一般的良好关系，作者在文中反复叩问。